【百年党史•百天读】学党史 践初心——徐州市矿山医院党史学习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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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百天读】学党史 践初心——徐州市矿山医院党史学习进行时

2021-04-13 15:42 淮海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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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党的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徐州市矿山医院开展“百年党史•百天读”党史学习主题活动。用100天的时间,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走过的100年光辉历程,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医院发展的强大动力,勇于尽职担当,创新工作方法,将红色精神融入实际工作中,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建党百年!

 

    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院“百年党史•百天读”党史学习主题活动为期100天,每期为大家推送党史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今天是第二期,为大家讲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01

 

1914年夏天,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

 

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担负改革文科、整顿北大的重任。

 

1918年2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二人开始共事。李大钊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而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阶段。

 

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合作共事的特殊经历,一批对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事业由景仰者而发展成为追随者的有志青年,从而在五四运动后,他们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正如当时的一首嵌名诗所说:“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1920年7月,李大钊(右三)、张申府(左四)、邓中夏(左二)等在北京合影

 

02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都是《新青年》杂志的骨干,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是革命的同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亲密关系、战友情谊,在这首诗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陈独秀以“只眼”的署名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独秀的这篇文章虽不足百字,但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聋发聩。陈独秀的全文为: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这次坐牢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正是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6月9日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因为如此,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一被捕,李大钊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四处传播,希望通过制造社会舆论,给反动当局制造压力,从而营救陈独秀。患难见真情,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战斗友谊,在五四运动的风雨中经受住了进一步的考验。李大钊在这首小诗中,连说三遍“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足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深情厚谊。

 

这次陈独秀的牢狱之灾,也使其思想有了较大转变。陈独秀最早信奉的是进化思想,随后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国民政治”“国民运动”,反对搞党派活动。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放弃了“国民运动”的主张,认识到“各国内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陈独秀针对当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陈独秀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仅从正面广泛宣传了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真理,而且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剥下了它的伪装。这对帮助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这些,胡适曾这样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然而,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旦形成坚定的信仰,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独秀走出监狱后,警察厅还对其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规定他如果要离京必须报告。这对于性格倔强的陈独秀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不仅对此规定未予理会,还有了进一步的行动。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当局注意,它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当时,警察已在其住处布控。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然后,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之际,李大钊找了几本账簿,装扮成账房先生;陈独秀找了一顶毡帽、一件棉背心,装扮成老板。两人雇用了一辆骡车,假装收账的样子,从朝阳门离京南下。由于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张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二人顺利到达天津,陈独秀立马购买外国船票,坐船前往上海。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的谈话内容旁人已难以知晓。但诸多的记述都表明,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的路途中,两人商谈了组织建党的事。由此,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此后,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两人在通信不发达、相距千里的情况下,又是怎么“相约”的呢?

 

  “相约”之初,一个神秘人物率先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1983年,《彭述之回忆录》的法文版在法国巴黎出版,第一卷中的《共产国际第一位来华代表》一节,有这样几段记述:

 

  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作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这样答复他:在中国惟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发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两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彭述之的这些记述,回忆的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偶遇到荷荷诺夫金后,向彭述之讲述在北京第一次与荷荷诺夫金见面时的情形。

 

  荷荷诺夫金与李大钊进行交谈后,得知李大钊与陈独秀通过书信有了初步共识,便回共产国际进行汇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他们专程来了解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为他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在座谈中,维经斯基提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因李大钊曾与荷荷诺夫金有过交流并与上海的陈独秀探讨过,所以这次对维经斯基的建议,李大钊表示完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这体现了李大钊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了。

 

     于是,“南陈北李”的“相约”,就在一前一后两个“老外”的到访后,开始了。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03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的交流同样是诚挚而愉快的。在交谈中,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维经斯基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进行了多次座谈,交流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有的问题已谈得比较具体。陈独秀在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后,就经过了认真思考,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通过与李大钊的信件往来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到访,他更认为自己应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这符合陈独秀的为人处世风格。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名称暂定为社会共产党,陈独秀为负责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性质的若干条文,内容包括要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创建工作,其过程和情况,都用书信的方式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沟通交流,互相商讨建党有关的问题及细节上的考量。

 

  书信传达,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基本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形式。但书信之“约”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更有说不清的一些问题。于是,李大钊便将“相约”换了一种方式,派出“信使”。

 

  7月,张国焘要去上海。李大钊知道后表示赞成,认为张国焘很有必要去一趟上海,将在信中不好说明的、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的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入手,更要有进一步计划的想法等等,都详细地交代给张国焘,由他向陈独秀说清。

 

  张国焘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谈起李大钊的意向后,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之事“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

 

  随之,陈独秀又写书信一封,寄给北京的张申府。

 

  张申府回忆说:“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陈独秀在信中还希望他俩在北京发展党组织。

 

  按照李大钊的“大干一场”的主张,陈独秀在上海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9月上旬,张申府到上海了解建党的情况。陈独秀向他详细介绍了在上海建党的经过,希望他转告李大钊,并在北京同时行动。

 

  张国焘、张申府二人返回北京后,把和陈独秀商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随后,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1920年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

 

  张国焘、张申府二人在“相约建党”之北京与上海的“相约”中,实际上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不久,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其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赵子健等商讨建党事宜。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其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联系,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给他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介绍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毛泽东接陈独秀的信和《共产党》月刊、团章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并亲自到湖南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物色团员人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向远在巴黎的蔡和森等人,介绍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情况。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函约在山东名望很高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王尽美、邓恩铭等从此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大约在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陈独秀还函约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在当地建党。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正因为陈独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相约建党”,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和欧洲,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周恩来(左三)、张申府(左一)与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

 

04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月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同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中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吸纳党员的标准,但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1920年12月16日,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办新文化教育运动。接到邀请后,陈独秀即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张国焘回忆说:“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12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到广州后,陈独秀通过维经斯基同李大钊确定了建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的目标。

 

  1921年初,维经斯基带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并就举行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因此,维经斯基离华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就实际地开展起来。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年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曾经这样说: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洛夫(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李大钊率先启动;继之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这个局面,更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推下,由上海再发开会之“约”。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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